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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热播电视剧《狂飙》意外带火了一本书——《孙子兵法》，听说都卖断货了。《孙子兵法》是中国兵家文化的杰出代表，它总结和揭示的一般军事规律，对于当代军事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而其辩证能动的思维方式、求实进取的文化精神，也已渗透到军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为人们的思维方法与行为模式提供着用之不竭的文化启迪。从哲学层面来说，《孙子兵法》最值得肯定的是它的

　　古人认为，“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全局决定着一域的存亡，任何事业成败的关键正在于能否认识全局、驾驭全局。而谋全局需要的是高屋建瓴、宏观控制的大见识、大魄力，处处高人一筹，时时占得先机。

　　《孙子兵法》的精髓，就是善于从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把握克敌制胜的奥妙、驾驭治军用兵的方法。无论是政治与军事主从关系的分析、经济与战争依赖性质的阐述，抑或是敌我战略优劣态势的判断、作战指导原则各个层面的协调，它都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互补性的特征，如战略预测上的“五事七计”，治军手段上的“令文齐武”，作战方法上的“奇正相生”，战争观念上的“仁诡相济”等，无一不是以系统综合的视野切入，由全局呼应的途径造就，处处体现出纲举目张、举重若轻的大局意识和见微知着、占隐察机的预见能力。

　　抓住重点，强调主次，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孙子兵法》不愧为“兵学圣典”，对这层道理有十分深刻的阐释，在它看来，即使有极大的优势，但如果不讲主次，四面开花，全面受敌，撒胡椒面，那这种优势也将不复存在，反而处于极大的被动，所谓“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合理配置有限资源，突出重点，集中优势兵力中心突破，这就是“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子兵法》全书既坚持全面论，更强调重点论。其所有命题，均以两点之中抓重点的方式来表述，如攻守一体，以攻为重点；奇正相生，以奇为优先；主客相对，以客为侧重；常变并行，以变为主体。“全胜”“战胜”不可或缺，而以“战胜”为重中之重；“避实”“击虚”相辅相成，而以“击虚”为根本选择。

　　任何事物活力都渊源于锐意开拓，不断创新。创新精神融入了《孙子兵法》的整个层面，是《孙子兵法》能够超越其前代兵学理论、独领风骚的根本标志。

　　《孙子兵法》的创新包括观念的创新、战法的创新、思维的创新等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孙子兵法》排斥了“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的旧“军礼”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时代要求、迎合新的战争形势的兵学理论，用“兵以诈立”“兵者诡道”取代“鸣鼓而战，不相诈”；用“掠乡分众”“堕其城，毁其国”取代“不杀黄口，不擒二毛”；用“兵贵胜，不贵久”“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取代“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及三舍”。《孙子兵法》通过这些全方位的创新，使其兵学理论成为与时俱进、满足现实的战争指导原则，实现了中国古典兵学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飞跃。

　　《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孙子》《孙武兵法》，共十三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着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和“古代第一兵书”。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机遇指的就是时机，是关系战局胜负趋势的基本条件。《将苑·应机》云：“夫必胜之术，合变之形，在于机也。”在利用“时机”问题上，一方面自然应该持重，不可轻举妄动，所谓“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另一方面更应该善于把握战机，“得时无怠，时不再来”，“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惟恐不及”；否则便会“失利后时，反受其殃”。

　　《孙子兵法》的高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它对创造和把握机遇的重视。它主张在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和运用有利的作战态势，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即通过“造势”“任势”“示形动敌”等手段，寻得最大的机遇，争取最好的条件。所谓“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而一旦捕捉到机遇，则要毫不犹豫地把握住，使之转化为胜利的现实：“始如处女，敌人开阖；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主动权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在战场上，主动权即军队命脉之所系，谁失去行动自由，谁就面临失败的危险。孙子对这层道理早有深刻的领会，并用简洁深刻的一句话概括揭示了牢牢掌握主动权的不朽命题：“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善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这一原则是孙子制胜之道的灵魂。

　　为了达到掌握主动权的目的，孙子全方位、多角度阐述了相关要领：第一，示形于敌，迷惑和欺骗敌人，使其暴露弱点，然后给予凌厉的打击。第二，“以十击一”，即集中优势兵力，果断有效地打击敌人。第三，“攻其所必救”，即正确选择作战的主攻方向。第四，“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即高明把握实施攻击的有利时机。第五，“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察知战场地理，了解战场天候，并采取“策”“作”“形”“角”等手段，全面掌握敌情。第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变化而取胜。

　　在军事斗争中，奇谋妙计固然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从根本上讲，强大的军事实力才是真正决定战争胜败天平上的砝码。因为不仅“伐兵”“攻城”离不开一定的军事实力的巧妙运用，就是“伐谋”“伐交”也必须以雄厚的军事实力为后盾。

　　孙子对这一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军事实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军事实力运用的原则和实力建设的方法、途径诸问题。具体地说，“先为不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是实力政策；“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即“强攻弱守”是对实力的战略运用；“修道而保法”是发展军事实力的基本原则，而“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胜于易胜”则是实现实力政策所要达到的上乘境界。孙子认为，战争指导者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物质条件的优劣、军事实力的强弱，灵活采取攻守两种不同形式，以达到在战争中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另类思维，剑走偏锋，往往能起到特殊的效果，达成意外的收获，此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之所以能享有“百世谈兵之祖”的美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往往不按常规出牌，常常有出人意表的哲理阐发。

　　例如，有关军队法规制度的实施，通常的做法是照章办事、令行禁止。《孙子兵法》承认与强调这一规则，提倡“修道而保法”，但又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必须剑走偏锋，另出奇招，有变通，有另类。所以，它又提倡“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意谓为了激发士卒的杀敌之心，必要时就要施行超出惯例的奖赏，法外施恩，颁布不合常规的命令，莫测高深。又如，军队驻扎与布阵，通常的处理当然是“前左水泽，右背高陵”，“前死后生”，但在特殊情况下却要反其道而行之：“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再如，有关军队的人员优势问题，既一再提倡要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以十击一”，又不机械对待，主张精减与压缩人员，“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所以，剑走偏锋，另类思维，是《孙子兵法》思维理性的显着特征之一。

　　《孙子兵法》的文化精神中，还有一个常为人们所忽略但却十分重要的内涵，这就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孟子尝言：“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说“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孙子作为伟大的兵学家，对兵凶战危尤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忧患意识在他的身上特别充沛，《孙子兵法》字里行间渗透着“慎战节兵”的价值取向，洋溢着“以战止战”的文化理念。

　　这种忧患意识不仅笼罩在战争观、战略论的层面上，也反映在具体作战指导的细节上；不仅在战争之前、战争之中有鲜明的体现，在战争善后问题上也有突出的表露；不仅在处于逆境情况下一再强调，在处于顺境条件下也反复重申，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等格言，均是其厚重忧患意识的集中流露，反映了一位优秀思想家对国家安危、民众存亡乃至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正是由于《孙子兵法》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它才超越了普通的兵书层次而升华到了伟大哲学理论的高度。

　　《孙子兵法》始终在强调一个原则，对所有人而言，忧患意识都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既要善于从逆境中奋起，更要能在顺境之中善始善终，戒骄戒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才是做人处世的理想境界，也是我们今天领略《孙子兵法》精辟哲理时所应该具备的现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