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不安这到底是个什么梗?

　　周建屏，原名周宗尧，字兴唐，1892年生于云南宣威，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八期，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官至滇军旅参谋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后被派往赣东北苏区，长期担任红10军军长。蔡树藩，字子焕，1905年出生于湖北汉阳，曾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先后担任苏区工会组织部长、红22军政委和红5军团政委。

　　在工农红军历史上，红军主力部队存在过三个红19师，分别是闽西红19师（仅存在两个月）、左右江红7军19师和江西苏区红7军团19师，这回介绍江西苏区红7军团19师。

　　1933年7月，在上级将小军小师改编为大军大师的要求下，从闽浙赣苏区转移到江西苏区的红11军缩编为红19师，师长周建屏，政委蔡树藩。全师下辖第55、56、57三个团，其中55团长李金铭，56团长黄开长、57团长王蕴瑞（1955年少将）。

　　上级原本计划在红19师的基础上组建红7军团，但由于地方部队改编的红20、21师尚在集合、整训中，因此只能先将红19师与红3军团第4、5师组成东方军，进军福建打击粤军第19路军。红19师集中主力，对驻扎朋口镇的第19路军一个营发起强攻，经一天半的激战，终于将敌人全歼，但红19师也在攻坚战中伤亡较大。

　　朋口连城战斗胜利后，东方军又转向进攻闽北军阀刘和鼎部，红19师奉命围攻顺昌城，这又是一次惨烈的攻坚战。虽然红19师曾采用坑道爆破的战术，将顺昌部分城墙炸毁，但突入城内的红19师一个营由于没能得到有力的后援，在敌人的猛烈反扑下只能撤出。1933年9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开始，围攻顺昌多日未克的红19师被迫撤围。

　　1933年9月，蔡树藩改任红3师政委，红19师政委由吕振球接任。吕振球，1902年出生于江苏淮安，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被派往赣东北苏区，之后长时间在红10军从事政工工作，曾任红11军副政委、红19师政治部主任、政委。红19师随后投入到强攻硝石的战斗中，不过由于缺乏攻坚装备，自然无功而返。

　　尽管红19师经连续作战，缺额较大，李德、博古等仍坚持成立红7军团，不过由于军团长寻淮洲尚未卸任红5师师长，红19师实际上仍归红3军团指挥。1933年11月，红19、20师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中，遭到蒋军三个师的夹击，由于援军途中受阻，红19师经激战被迫放弃阵地后撤。事后红20师番号被撤销，余部编入红19师。

　　1933年12月，周建屏调任红24师师长，寻淮洲、乐少华正式接任红19师师长，政委，师部同时兼7军团指挥部。寻淮洲，1912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参加过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曾任红35师师长、红21军军长、红5师师长，是红一方面军中杰出的青年高级指挥员。乐少华，1903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参加过上海工人起义，曾在莫斯科留学四年。

　　红7军团正式组建后，红19师曾随红3军团攻打沙县，在广昌战役期间扼守建宁一带，经半年多的作战全师尚存4322人。此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上级决定派出一支队伍东出福建来调动蒋军，这个艰巨的任务最重落在红19师身上。为此上级将红19师兵员补充至5935人，并规定原红55、56、57三个团对外自称红7军团第1、2、3师。

　　1933年7月7日，在红9军团的掩护下，红7军团挑着300万份宣传品，以北上抗日先遣队之名渡过闽江，正式进军福建。常有人说红19师此时装备简陋，只有1200支破枪，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对的，该师时有各种枪支近2000支，各种枪弹13万发，平均每个连一挺轻机枪，每个团一个四挺重机枪的重机枪连，在当时的中国内战中也算中等水平。

　　红19师一路上连克水口、古田等县，搞得声势非常浩大，蒋军由于搞不清这支部队到底有多少人，一时也不敢轻易攻击。8月7日，红19师抵达福建省会福州外围，在上级的命令下想拿这座大城市练练手，结果经激战仅攻占城区北郊一隅，同时部队也略有损失。寻淮洲被迫指挥部队转移，途径闽东游击区时，为当地游击队留下了300名伤病员。

　　红19师沿闽浙边一路转移，途中不断就地安置伤病员和留下小部队支援大小苏区，其中最大的一股是留给闽北苏区的一个营。1934年10月，红19师胜利到达原赣东北苏区，并与坚守在这里的新红10军战士胜利会师，此时全师尚保存于3200余人。红19师的老战士本身大部分都是本地人，经过一年仅两年转战他们终于又回到故乡，心中自然异常激动。

　　短暂的休整后，上级命两支部队合编为红10军团，其中红7军团仍恢复红19师称号，并由聂洪钧担任师政委。

　　聂洪钧，1905年出生于湖北咸宁，上过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任闽浙赣军区政委。在军团长的人选上，按能力来说，原本该由寻淮洲担任最合适，但分局书记项英最终却选择了黄埔一期生刘畴西，这一决定最后无形之中影响了红10军团的命运。

　　寻淮洲与师参谋长粟裕随后率红19师先行出击浙皖边，由于脱离了曾洪易、乐少华等人的干扰，因此颇有斩获。不久方志敏、刘畴西带着红20师前来会合，两支部队加起来近8000人。蒋氏自然不能容忍这样一支大军在他老家浙江活动，他马上调集第49师、第7师21旅和补充1旅前来围剿。

　　由于红10军团电台破译了敌人的行动部署，刘畴西决定率红20师及红19师56团在谭家桥伏击较为孤立的补充1旅，另由寻淮洲率红19师两团截断敌人退路。从纸面上看这次作战计划堪称完美，甚至全歼敌人都有把握。但在实际作战中，由于红20师中有内奸提前开枪，致使伏击部队提前暴露。在敌人的猛烈反扑下，不擅阵地战的红20师很快败下阵来。

　　这时，寻淮洲仍按原计划出击补充一旅后路，刘畴西想调红19师回来增援，却被寻淮洲一口拒绝，甚至连方志敏写急信过去也没用。由于失去了红20师的配合，等红19师出击到敌人后面时，遭到对方居高临下的猛烈射击。寻淮洲只好亲自带队冲锋，终于夺回了被敌人抢占的制高点，但他自己也因腹部中弹受重伤，一个月后不幸牺牲。

　　谭家桥伏击战失利后，由时年31岁的原红19师参谋长王如痴临时接任师长。这时军团长刘畴西又犯了一大错误，尽管此时红10军团战力尚存，他却一味消极避战，与敌人在皖南大山里兜圈子。1935年1月，军团主力在返回赣东北苏区的途中遭敌人包围，除军团参谋长粟裕带领的500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全军覆没，红19师至此不复存在。

　　红19师师长王如痴在最后的战斗中不幸被俘，最后与方志敏、刘畴西等一起英勇就义，师政委聂洪钧因为在转战途中被方志敏留在皖南开展游击斗争，而侥幸逃过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