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保密工作

　　1925年1月26日，共青团三大在上海召开。大会确定团中央局由张太雷、任弼时、恽代英、贺昌、张秋人组成。张太雷任总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主任。此时，共青团的许多工作还处于秘密环境下。

　　1925年3月11日，任弼时、张太雷签发了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二十六号），对秘书、档案、日常组织工作的手续作出具体规定，要求切实整顿。3月20日，任弼时与张太雷再次签发共青团中央关于保密问题的通告（第三十二号），通告指出：“现值反动时期，必须注意秘密工作。”针对文件、刊物、住址等涉及组织机密的资料信息，“务须格外谨慎”，防止受到敌人追踪；对于各地机关的通信地点有存在风险的情况，要求尽快更换安全地点；在向中央局汇报情况时应注意“来信所用各种名词，均用译号代替”。

　　1925年7月21日，共青团中央局会议决定由任弼时任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任弼时清晰地认识到开展秘密工作是团组织得以存续的必要方法。但他同时也强调，“进行秘密工作不是要缩小工作范围，更不是停止活动”，而是在保证组织安全的前提下采取更为审慎的方式方法完成党的任务安排。

　　任弼时认为组织成员在秘密工作的环境下应尽可能减少接触，需要进行指示传达时也要谨慎精简、安全高效地完成。书面指示固然细致清晰，但也容易留下可寻踪迹，口头传达则更为隐秘、便捷。

　　1925年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奉军解散，革命斗争转入地下。任弼时特别指示要增强组织工作的保密性，强调涉密资料的管理工作要专人专办。

　　1928年4月，白色恐怖下，党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计划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也在紧张筹备中。任弼时留守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任弼时认识到党内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党组织“没有能按照环境的转变而有新的改造，大多数还是依着国共合作时代的旧方式去应付秘密环境下的新工作”，这样势必导致不良结果的产生。1928年5月18日，任弼时发布《中央通告第四十九号》，指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党必须有更严密的组织”，并在组织结构和组织工作上提出了一系列规定要求。

　　在组织结构方面，任弼时高度重视党支部的基础性意义，强调“务必坚决地采用适当的组织形式保持党的组织与干部，巩固下层组织基础——支部”，规定“以后凡超过五人以上的支部，必须按职业或工作部门分成支分部”，且“每一支分部的同志不必知道其他支分部的同志”，即使一部分支部遭受了打击，党组织也不至于彻底破坏。任弼时还认为，每个党员作为党组织的基本构成要素“必须编入支部”，承担党组织的工作责任，遵守党的纪律原则，且应当具备某一具体工作，“成为群众中积极活动的分子”。

　　在组织工作方面，任弼时要求支部书记和干事会设置候补人选，作为紧急事态下的应急准备，以保证机关遭受破坏时组织工作仍能继续运行。在割据区域的党组织，也应尽量保持谨慎态度，保留一部分秘密机关和负责同志，以防意外发生。其次，任弼时强调“开会时务须特别注意秘密技术”，防止敌人窃听、追踪，威胁整个组织的安全。此外“除指定收藏文件之机关外，其他机关与负责同志居住处所不应储藏文件，无论任何机关不应保存同志名单与******”。任弼时深刻认识到“党的秘密工作只有能使党领导广大群众斗争时才有意义”。把秘密工作环境下党组织的最重要任务归结为“运用公开机会去团结广大群众”。

　　1941年7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不久又将中央秘书处和书记处的业务工作机构合并，由任弼时统一领导。

　　1943年1月3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审查机要人员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党政军负责同志“对全部机要人员从思想、历史、工作等方面进行彻底审查，使每个机要人员能够从政治、思想、工作上保障党的机密”。随着这项工作的展开，整个党政军机关得到了一次洗礼和净化。

　　任弼时很注重对机要人员素质的全面培养。1943年7月，任弼时在延安机要人员会议上发表演讲说：机要人员要具备下列品质：（一）对党无限忠诚，严守秘密。（二）埋头苦干，细致负责。（三）改进技术，精益求精。（四）努力学习，不甘落后。

　　任弼时很看重机要人员的意志力和对党的忠诚性。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任弼时向同志们讲道：“不管是在秘密环境中工作也好，在根据地建设的环境中也好”，都要抱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坚决勇敢牺牲个人利益，必要时甚至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了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无产阶级党性所应有的表现。

　　1943年7月6日，负责管理西安办事处的任弼时称：“蒋、胡进攻边区似具决心，西安办事处应将一切机密文件即行销毁，免遭查抄。”后来，中共中央通过召开示威大会，公开发表社论等方式，向国民党当局施压。虽然第三次******高潮被打退，但任弼时已看穿蒋介石的阴谋。他预言：日本赶出中国后，中国内战必起。

　　1946年8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8月23日，任弼时在对周子健的电报中指示：“在战争范围扩大的情况下，国方很可能袭击以至封闭西办。请作一切必要准备，秘密文件应毁去”，“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他还指示西安办事处及时准备“秘密收报机”，通过收听延安党务广播台的广播进行联络，以保持在国共关系紧张时期西安办事处与延安的稳定联系。

　　胡宗南率部进入延安后，在瓦窑堡发现了几箱文献，这加大了党中央对留存在敌占区文献资料安全问题的重视。4月7日任弼时致电曹力如（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党的后方委员会委员），强调：“在目前敌人乱窜情况下，请对安条岭十五箱文件负绝对保管责任，在危急时彻底烧毁。”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离开延安，转战陕北。7月，任弼时协助周恩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集机要业务会议时，根据当时敌我电讯、密码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研究制定了正确的密码方针和通讯联络方案以及严格的保密制度。9月底，任弼时和周恩来又召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开会，研究通信、机要、情报等秘密工作，着重就“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进行了商讨，确定要严密把好密码和电报从编制到销毁的各个关口，做到每一环节无纰漏，严防敌人对我方电讯情报的监听截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