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燮理阴阳这到底是个什么梗?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以及他心心念念的政治遗产，基辛格确实也忠诚地执行了自己所信奉的那些原则，他也尽力了。

　　52年前的1971年， 7月9日，基辛格在巴基斯坦玩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对外宣称自己肚子痛，需要休息两天。他准备乘坐配备中国领航员的巴基斯坦专机，飞往北京。

　　他忠诚的助手，后来曾经担任过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包括他所有的随从人员和保镖，在登上飞机之前，都不知道此行的目标是哪里。

　　一位名叫贝格的巴基斯坦记者，也是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特约记者，在机场偶然看见了基辛格。他问机场的工作人员，刚才那是基辛格吗？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又问：他这是要去哪里？这位没有经过特别培训的当地人回答说：去中国。

　　大惊失色的贝格立即打电话给伦敦。但是《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大概贝格喝多了吧。礼貌地听完贝格的话后，他挂掉了电话，没有向更高层做任何汇报。

　　基辛格在北京待了48个小时，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会谈，其中一次连续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议。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在电视上做了一个简短的宣示，整个世界都为之窒息。世界再也不同。

　　2015年，基辛格曾经取得终身教职的哈佛大学的小师弟尼尔弗格森出版了基辛格授权的传记《基辛格：理想主义者》。这是基辛格惟一授权的人物传记。

　　另外一个惟一获得授权的口述历史《基辛格谈基辛格》，2023年11月刚刚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而作者是他的长期助手兼朋友，第一次就陪同来到北京的温斯顿洛德。

　　在尼尔弗格森看来，正好一个世纪的基辛格一生的信念从来没有变化过，他把基辛格的生平分成了两段：1968年以前的学者生涯，和之后的政治生涯。在他看来，基辛格的政治生涯，恰恰在实践他的学术见解，简单到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和平和均势。

　　但是1992年的另外一本《基辛格传》，作者是沃尔特艾萨克森（乔布斯传和马斯克传的作者），却在序言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基辛格是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于美国政治的道德理想统统不感兴趣，他所有的目标，只是在实践美国利益至上的原则。

　　艾萨克森在序言中说，基辛格在书出版之后的整整半年时间里不愿意跟他说话，并且拒绝了所有的见面和访问的请求。

　　尼尔弗格森显然对于基辛格有着不可言说的误会，也或者这本身就是基辛格想要刻意制造出的个人形象。

　　1971年到访中国对于基辛格，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查尼克松来说，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从1969年尼克松当上总统之后，他们俩就不遗余力地在抨击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且认为越南战争发生的重大原因之一，就与中国有关，使美国不得不深陷越南战争，甚至下场作战。

　　但是他们却得到了来自中国的秘密邀请。而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共同判断是，如果能够实现和中国的接触和对话，有着难以言喻的巨大的利益：

　　从越南战争的角度上说，可以迫使越南感受来自北边的威胁，从而在谈判桌上进行让步；而从世界格局的角度上说，正在日益紧张，甚至处在战争威胁边缘的中苏关系，会迫使苏联做出让步，缓和与美国之间的竞争。

　　当然，这并不是美国单方面的计算，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先手发出邀请，甚至说，他们的计算能力，高于美国人。

　　基辛格到访的消息，和1972年尼克松到访中国给越南和苏联制造的冲击和震撼是难以计算的。事情恰如尼克松和基辛格所预料的那样发展。基辛格从北京离开之后就去了巴黎，和越共领导人见面，并且最终达成了停战协议，为基辛格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苏联就主动联系了美国，开启了弹道导弹的谈判进程。

　　基辛格不无得意地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争相和美国改善关系，对和平也只有好处而无害处。这就是三角战略的精髓。”

　　艾萨克森显然非常同意基辛格对于均势战略的做法，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战略一直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游离，而基辛格和尼克松的三角战略，让这个世界处在了一个更加和平的状态之中。

　　改革开放对于基辛格来说，是一个意外之喜。最起码从1969年他担任尼克松的安全事务顾问开始，到1977年作为福特总统的国务卿，结束自己的政府生涯的时候，他对于中国的目标就是维持住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且保障中美之间不再形成对抗关系。

　　尽管基辛格的政治生涯可谓辉煌，曾经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并且和越共领导人黎德寿一起因为签署停止越南战争的协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检视他一生的政治遗产的时候，光环和现实之间有着令人唏嘘的差距。

　　算上他踏足政治生涯的尼克松，他曾经为12任总统担任顾问，超过了美国总统总数的四分之一，并且是迄今为止惟一同时拥有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职位的人。

　　1954年，他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是迄今为止研究欧洲政治史的经典文献，而1957年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不仅成为他进入白宫的门票，并且有限核战争理论，甚至在俄乌战争之中，也得到了某种形势的验证。

　　越南战争的确结束了，却是以越共全面胜利作为结局。美国失去了在东南亚的军事基地，并且直到2000年克林顿重返越南之前，在亚太地区的声量都十分微弱。

　　他批准在柬埔寨进行的轰炸，直接导致了数十万人的死亡，并且基本上摧毁了一个正在蒸蒸日上的国家。

　　他所直接推动的军事政变推翻了阿根廷的民选总统阿连德，以至于阿根廷在之后数十年里笼罩在恐怖统治之中。整个拉美国家因此对于美国充满了警惕，美国几乎失去了整个拉美。

　　尽管他的“遏制与接触”政策使美苏关系得以缓和，并且基本上从此开始了所谓的“和平竞争”的时期，但是里根总统毫不留情地把他踢出了顾问队伍，并且最终在自己手上取得了对苏联的全面胜利。

　　如果没有中国，基辛格的50多年政治生涯，基本上两手空空，而且被锚定为“现代马基雅维利”，一个只有手段而没有道德的政客。

　　中国是他最可牢靠的政治遗产。这也是他100次来到中国的原因，他想要巩固、挽留和坚持由他所开创的中美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他所坚定一生的“和平与均势”的努力，他的现实主义政治观，与宁愿遭受世界唾骂，也要抛弃理想主义的核心要义。

　　在最后的人生中，基辛格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忧虑。2012年的《论中国》中，他重返他学生生涯中的欧洲研究，在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克劳备忘录》的故事。

　　1907年，英国的外交部高级官员艾尔克劳撰写了一篇分析文章，讨论德国的崛起对于英国有什么意义。英国人承认，德国的崛起是一个符合德国人利益，乃至世界均势的一个必要行为。但是英国人，或者整个欧洲世界感受到德国威胁的原因，是德国的目标，还是行为？

　　克劳的结论是，无论德国的目标是什么，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这种行为，就是对英国的客观威胁，与大英帝国的生存互不相容。英国必须为此做出因应。

　　基辛格写这个故事，寄予了他的一些来自历史深处的忧虑。他呼吁中国和美国不要成为“零和游戏”，不要重蹈历史。

　　在基辛格的时代中，“和平和均势”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因为美苏对抗，因为中苏交恶，因为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国家的普遍崛起。和平是需要的，而均势是可能的。

　　事实上，连所谓的地缘战略小联盟都不可能存在。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欧洲、东亚和东南亚、拉美都无心加入所谓的战略对抗，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如何在夹缝中，寻找发展的空间。

　　艾萨克森在1992年时认为，当时的美国政府过于倾向于政治理想主义，所以重新审视基辛格的现实主义非常有必要。

　　但是事实其实是朝着艾萨克森的反方向运行的，整个世界都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做法。之后的中国顺利加入了WTO，中美关系达到了历史的巅峰。欧洲和东亚的资本如同潮水一般倾泻到中国的土地之上。

　　2023年7月基辛格的中国之行，是否出于美国政府的授意，殊难猜测。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以及他心心念念的政治遗产，基辛格确实也忠诚地执行了自己所信奉的那些原则，他也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