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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在过去被视为无知和野蛮的时期，是等待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19世纪进步主义改革的“黑暗时代”。在印刷术发明、国家教育的发展之前，读写能力是如何广泛传播的呢？是谁或者什么机构组织承担起了普及读写能力的责任？中世纪是否真的是无知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中世纪欧洲的绝大部分平民不具备读写能力，接受教育的基本上是神职人员，而他们所受的教育局限于宗教文化和相关知识；部分贵族阶层同样有机会接受教育，然而他们常常陷于频繁的战事，因此即便是在贵族阶层，不识字的比例也很高，甚至高高在上的国王也可能不识字。具有传奇色彩的骑士，大多也是文盲，有关骑士的浪漫传说和英勇事迹，基本是靠口耳相传，没有书面记载。

　　造成中世纪欧洲读写能力普遍低下的原因，除了战争频仍带来的政治、经济凋敝，学校、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短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读写的昂贵：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中世纪欧洲的每一本书都是靠抄写员一字一句抄写在羊皮纸等价格高昂的材料上，并且耗费的时间常常在十几个月甚至更久。

　　那么，中世纪欧洲的平民是否没有任何机会接触文字？究竟是从何时起，欧洲文化的传播开始从口头转向书面？以中世纪的英格兰为例，在1066年以前，英格兰几乎所有的法律和行政事务都是以口头方式进行的，并经常通过象征性的行为在证人的记忆中留下印记。到了1307年，这些事务虽然经常保留着象征性的因素，但基本上是以书面形式进行的。迈克尔·托马斯·克兰奇（M.T.Clanchy）深入研究了这一过程，在他看来，书面文字逐渐取代了口头传统，因为文书和记录被认为比记忆更适合日益复杂的行政和日常事务。正是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阅读文件的需求日益增长，才使得最低限度的读写能力得以传播，最终甚至延伸到了农民阶层。克兰奇之所以选择1066年到1307年这一时期，是因为他认为这一时期是这一发展的关键时期。诺曼征服产生了中世纪时期第一部公开记录——《末日审判书》。此外，征服者威廉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颁布了许多法令和宪章。从那时起，文件的扩散势头迅猛，政府很快认识到有必要记录公文的收发。

　　在休伯特·沃尔特之前，只有主要的财政记录被刻意保存下来。正是在他担任首席大法官期间（1193—1198年），写下并保存了审理记录和认罪书，并且在他担任档案室大臣期间（1199—1205年），开始创建土地转让协议档案副本、特许状卷册、封印私信卷册和专利书卷册。对休伯特·沃尔特档案工作价值的认识是，13世纪是公文保管的重要时间节点，而正是沃尔特确立了王室行政公文的保管原则。1200年左右是读写能力真正的分水岭的另一个证据是，正是在约翰王统治时期，法院发出的“记录”才是书面的，而不是口头的。

　　公文的积累并不能立即提高政府的效率，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大量的档案是无法查阅，也不是给人们查阅的。1291年，爱德华一世还在修道院编年史而不是公共记录中寻找他有权征服苏格兰的证据。1320年，爱德华一世委任斯德普勒顿主教对公文进行一场大调查，直到此时，王权才正式承认其行政公文是给后人的记录，王室的书写品是对抗人类脆弱记忆的堡垒。而人们对圣经和礼仪书的尊崇，使他们认为世俗的文书并不值得保存以留给子孙后代。

　　尽管一份书面记录很有威望，但在一个伪造盛行的时代，在一笔交易中产生的一份文件可能会受到怀疑，即使是一份真实的文件也可能被不信任。口头证人比书面证据更受欢迎，原因之一就是许多声称所有权的文书是伪造的。直到13世纪末，瓦伦内伯爵在诉讼中仍蔑视书面证明，而是诉诸一把生锈的旧剑，他在法庭上出示了这把剑，声称他的祖先追随征服者威廉，用此剑征服了他们的土地，因此他也要用这把剑保卫自己的土地。

　　符号与书面记录争相成为人们信任的对象。在中世纪欧洲，占有权转移仪式，即财产的捐赠者向受赠人交付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可能是一本福音书或一把刀），贯穿了整个时期。从技术上讲，文书只是仪式的记录。另外，印章而非证人的签名或标志，成为公认的认证手段，部分原因是英格兰人对符号的依赖；封印私信或特许状获得时人的信赖，得益于封印将图像与文字进行了结合。

　　克兰奇用坎特伯雷大主教圣安瑟伦与亨利一世有关授职仪式的争议来说明这一点。国王的使节——三位主教，以及安瑟伦的使节——两位修士，带着教宗致国王和安瑟伦的信返回英格兰，信中禁止王室对教会行授职仪式，但国王的使节声称教宗口头告知他们，他在俗世授职问题上宽待国王；安瑟伦的使节答复说，教宗并未给出这样的口头消息。由此产生纷争。国王的使节质问人们为什么要相信“用墨水染黑又用一小块铅块重压过的阉公羊的皮子”，而不是三位主教的话。可见，口头信息在当时仍然是一种基本的交流方式。此外，官方文件，例如《大宪章》，是通过公告发布的，法院的传票也是口头的。事实上，在中世纪，“阅读”通常意味着“听”，“写作”通常意味着“听写”，这也导致了国王或治安官等不必具备现代意义上的读写能力。

　　克兰奇的研究不仅梳理了大量的中世纪书面记录，还揭示了中世纪人们的心态，他甚至提出了两个有意思的观点：首先，不具备读写能力的政府管理方式有其优点，例如，习惯法比成文法更灵活，而且总是最与时俱进的；其次，最低程度的读写能力并不一定意味着教育的进步，一个骑士可能是文盲，但却在战争艺术、狩猎和社交礼仪方面受过高水平的教育。不过尽管如此，诺曼征服到爱德华一世统治的这段时间，英格兰读写能力的扩散开启了一场与印刷术发明同等重要的欧洲社会革命。

　　本书集中讲述了从1066年诺曼征服到1307年爱德华一世统治结束的这段时期，英语文化从口头文化向书写文化转变，即英格兰读写能力的变化，其重要性不亚于后来印刷术的发明。

　　本书分为“记录的制作”和“有读写能力者的心态”两部分。作者以对记忆在英国法律程序中的使用开始第一部分，之后分析了最终将取代记忆的文件的扩散。在农村地区，书面记录的大量出现表明了文件的扩散和以文字作为记录手段逐渐被接受。本部分的最后三章讨论了书面记录。作者将书面记录分为四类：个人发表的声明、机构保存的备忘录、文学作品和礼仪书。接下来，作者转向中世纪抄写员如何创建书面文件，描述了各种材料和工具在实际的写作行为中的使用情况。最后，作者介绍了书面记录的保存、组织和使用情况。通过阅读第一部分，读者可以了解这两个半世纪英格兰留下的各种材料以及各自的特点。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追溯了文化心态的发展，即为什么读写的势头减缓，人们为何宁愿接受口头表达或记忆胜于书面记录。作者指出了三个障碍因素：精神上的、文化上的，以及使用的语言的多样性。此外，作者还区分了“reading”“writing”和“literacy”等概念在中世纪和现代的区别，尤其是指出，在中世纪，读写并非如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不可分割，并进一步指出，现代人不应该认为从记忆到书面记录是不断进步的过程，而是应该理解依靠记忆的中世纪人的心态，以及为什么这种心态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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