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yá)痞(pǐ)度(dù)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被骗的人，都是傻子，我能挣傻子的钱，这是我的本事！我知道会被判刑，可发短信也会判得这么重？”

　　伪基站是可以强行向信号覆盖区内的手机用户发送垃圾短信的电子设备，也是现行市面上几乎所有垃圾短信的源头。多年来，它在我所在的城市一直异常猖獗。只要拿着手机，所有人都难逃伪基站的“魔爪”。有人因此发家致富，更多人因此倾家荡产。

　　2014年，刑法修正案（九）中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年前，公安机关针对伪基站开展严厉打击，并指示我所在的刑警大队一中队牵头侦办此类案件，我才得以接触到流窜在小城里的各类电信诈骗嫌疑人。

　　孙红卫是行动甫一开始后即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之一，和其他该此类案件的嫌疑人不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发过人人喊打的诈骗短信，只接商业推销的生意。

　　他被捕时55岁，名下有两家餐馆，座驾是奥迪A6，住在市中心最贵的商品楼盘里，还把女儿送去了英国留学，就连平日里抽的口粮烟，都是100块一盒的“冬虫夏草”——这些，全是他用伪基站挣来的。

　　被抓时，孙红卫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带到刑警队，直到他看到民警从他车内及饭店扣押的4台伪基站设备，才知道自己是因为“发短信”被抓的。自始至终，他说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就“发发短信”这种“小事”，能让半个刑警队外加公安技侦、无线个单位十几号人一同来抓他。

　　“警官，我钱包里有2000多现金，麻烦您去买几条‘中华’给弟兄们分了，我这给你们添麻烦了。”坐在讯问椅上的孙红卫依旧保持着“老江湖”的冷静和谦逊，“警官，这事没多大，能不能罚点款就算了？以后你们去我开的餐馆吃饭，全部免费！”

　　他说自己30年前曾是本市国营工厂的职工，80年代初期端着铁饭碗，因为性格仗义，替人出头去打架，正巧赶上“严打”，被判劳教在监狱里待了2年。出狱后，单位将他开除。无奈之下，他只得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南下经商。期间，他学过厨师、开过饭馆、当过倒爷，但不论做什么，一直不温不火，也就是维持温饱。

　　心怀壮志的孙红卫苦于没有来钱的“路子”好些年，终于在一个酒局上结识了一位广州的廖姓“老板”，几番接触才得知，原来廖老板是靠“发短信”起的家。

　　当时孙红卫接触的伪基站设备还是“第一代”，前身是以色列军方研制出的一种即时通讯设备，机器个头硕大，仅能覆盖50米左右的范围——也就是说，只有方圆50米内的手机用户才能接到伪基站强制发送的短信。

　　廖老板对老孙说：“你把设备放在车上，辛苦些，开着车发送，一天下来发个五六万条没问题，按一条短信5分钱，一天下来广告费也相当可观了。”

　　2008年左右的两广地区，伪基站设备已开始频繁出现，孙红卫自己的手机也时常能收到垃圾短信，他立刻觉得这是个“商机”，便以5万人民币的价格向廖老板收购了1台设备，回到老家开始“二次创业”。

　　起初，孙红卫十分谨慎，只和一家房地产公司初步接触了一下。这家地产公司的楼盘卖得不太好，孙红卫就说可以负责“发广告”，双方还签订了非常正规的“合作协议”，随后，孙红卫就独自开着自己的奇瑞，拉着设备绕着城市主干道开始发信息。

　　那时，3G手机还未普及，利用通讯技术规则的漏洞，所有GSM手机用户都只能被动地接收推销广告。小城里类似操作还十分罕见，不少居民收到短信后，都以为这是地产商和正规电信运营商合作的项目，当天，这家地产公司的电话咨询量就翻了十几倍。

　　当时与电信运营商合作发短信的价格是每条1毛钱，而孙红卫的伪基站发短信每条只收1分钱，推销广告成本很低，对商户来说，几乎可以算是“白送”。于是，一夜之间，孙红卫在小城就出了名，各行各业的商户、企业都来找他“合作”。孙红卫跟每个商户、企业依旧会认真开具“合作协议”，还会开收据——当然，这些协议和收据，也都成了后来给他定罪的重要证据。

　　在侦办此类案件时，固定伪基站发送短信的数量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因为伪基站设备在工作时会非法占用合法基站的公众移动通讯频率——说白了，在伪基站覆盖范围内的GSM手机是没有信号的，伪基站局部阻断了公众移动通信网络信号，除了它发送的垃圾短信外，手机什么都收不到。

　　所以在量刑时，法院判决的依据是——通过短信数量累计被阻断的合法通讯时长，短信越多，判决就越重。

　　而当技术警察恢复了孙红卫的这4台伪基站设备所携带笔记本电脑中短信发送条数后，发现总数居然达到了惊人的千万条。也就是说，在这座人口不到300万的小城中，几乎所有手机用户都被动地接收了至少3条以上由孙红卫个人发送的推销短信。

　　怀着立功减刑的希望，孙红卫如实交代了所有犯罪经过，还主动向民警供述了伪基站的来源：除了第一台伪基站设备外，剩下的3台都是以3万5千元左右的价格从某个黑网站上购买的。

　　孙红卫跟民警讨了根烟，哆嗦着猛吸了一口：“曾经有办假证的人找过我，让我替他们发送办假证的信息，我拒绝了。本以为不发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没事，没成想，原来使用这个设备就已经是犯罪了。”

　　说罢，他又耷拉着脑袋，痛心疾首：“我害了那两个孩子啊！他们岁数都和我女儿差不多大，因为我被带上了这条路，这辈子都毁了！”

　　孙红卫口中的“两个孩子”，是他雇佣的两名负责操作伪基站设备的年轻人，都才20出头。他俩原先在孙红卫的餐馆打工，孙红卫看两人踏实能干、还会开车，就教会他们如何使用伪基站发短信，一天报酬200元。

　　“本来这两年，伪基站已经烂大街了，到处都是伪基站短信，所以我接广告已经不怎么挣钱了，原本打算在年末转行的，踏踏实实经营我的两个饭店……没想到，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随后，孙红卫又向民警乞求：“我这事千万别告诉我女儿，她在英国留学，我怕影响她的情绪……我也不知道要被判多少年，但我出狱后，一定要邀请所有办案警察吃饭，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了！”

　　在孙红卫的配合下，负责替他操作设备发送短信的两名年轻人也很快投案自首。讯问笔录和孙红卫的供述也完全契合。外省的公安机关也按照孙红卫提供的线索，在南方某省打掉了个生产伪基站设备的黑工厂。

　　作为本市第一起伪基站案件，孙红卫的案件被依法提起公诉。由于此案判决会被当作案例参考，故而法院在量刑上十分谨慎。最终，孙红卫因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孙红卫当庭表示不上诉，服从判决。而他雇用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也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孙红卫服刑的这几年间，饭店倒闭了一家，剩下的一家生意也很惨淡。待他出狱，小城里的伪基站已绝迹，满头白发的孙红卫竟再一次真来到刑警队，要请当年的办案侦查员吃饭，说因为自己的无知给社会带来了麻烦。

　　婉拒他后，我们才了解到，孙红卫的女儿本来有机会进入央企工作，就因为孙红卫有刑事前科，在政审项上未通过而未能如愿。他的无知，的确让自己的家庭、女儿的人生轨迹和另外两个年轻人的一生，全都被改变了。

　　23岁的陈文静老家在南方，1米7的个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乍一接触，也分不清是不是本地人。和孙红卫使用的第一代“傻大粗”伪基站不同，陈文静用的是升级后功率增强的设备——不但发送范围广，体积也小到可以放进电动车的后备箱里。

　　2015年冬天，陈文静从“表叔”手中拿到这台小巧的伪基站，孤身一人坐火车来到这座边疆小城，亲戚告诉她，这里“人傻，钱多，好骗”，而且当地公安办案手段落后，肯定查不出这台“高科技伪基站设备”。

　　刚从中专院校毕业不久的陈文静深信不疑，随后就从亲戚提供的“创业基金”中拿出一半，买了辆电动车，开始在城里发送冒充银行客服的诈骗短信。截至到陈文静被抓获归案，仅仅3天的时间，受骗的被害人损失金额就已达到40余万元。

　　事实上，从陈文静进入本市作案的第一天开始，刑警一中队的民警就发现并开始查找这台伪基站设备了。抓捕行动当天，陈文静照常外出发送诈骗短信，期间路过商场使用洗手间后，却发现自己电动车锁的锁芯不知道被谁用强力胶水糊死了——这是刑警侦查员为了拖延陈文静的时间、并以此确定并抓捕嫌疑人刻意为之的。

　　陈文静正要找个修车铺开锁，刚走没两步，就被身着便装的侦查员按在了地上。她以为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一边挣扎、一边向在路边贴罚单的交警大喊着“抢劫！警察救我啊！”交警立刻跑来了解情况，侦查员这才掏出工作证，说明了情况。

　　因为这场滑稽的表演，马路边已黑压压聚集了大量围观群众，侦查员干脆现场将电动车内的伪基站设备拆出来，直接对路人们科普道：“此人是涉嫌利用非法设备冒充银行客服发送诈骗短信的嫌疑人，现在被我们当场抓获了，请大家不要慌张！也不要影响我们的执法！”

　　围观人群的手机陆陆续续地响了起来，大家纷纷掏出手机，果真发现自己收到了显示银行客服号码的短信，内容是“银行卡需要升级”，还有一个钓鱼网站的链接——只要点开链接，在虚假的银行网站内输入银行账户和密码，卡内的钱就会被负责后台控制的犯罪嫌疑人全部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