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毛泽东

　　一个世纪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相继诞生。在祖国灾难深重的日子里，他们从青年时代就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为拯救和发展中国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创建了不朽的业绩，无愧为“国之瑰宝”和民族巨人。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得到世界人民广泛的认同。

　　宋庆龄与毛泽东的生活历程迥异，出身和教养有着极大的反差。然而，起点的不同并未妨碍归宿的一致：他们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宋庆龄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或者在各自的战线上，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并肩战斗，或者相会于历史的转折关头，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

　　历史的必由之路使毛泽东和宋庆龄成为战友和同志。在宋庆龄不断与时俱进、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无疑给了她以深远的影响，是她实现思想上质的飞跃即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重要因素。宋庆龄则以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清朝末年的中国，宋庆龄的家庭是极为罕见的：家道殷实，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西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给她提供了极其难得的机遇，使她在少女时代就负笈异邦，接受“欧洲式的教育”，沐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成以后，她怀着强烈的改革和发展祖国的热情返国，却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不得不转赴革命党人云集的东京，并很快“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孙中山成为宋庆龄从一个爱国的青年学生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第一位导师与引路人。他以“亲身体验”帮助宋庆龄深化了对于“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的认识，为她逐步正确理解旧中国的核心问题，即土地、农民问题打下了基础。这大有助于日后宋庆龄正确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领导力量、主力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毛泽东诞生在中国的农村，农家子弟的生活使他对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有着切实的感性认识。他凭着智慧和毅力到省城接受新式教育，视野大开。炽热的爱国热忱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愿望。十月革命后，毛泽东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在“五四”运动浪潮的激荡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启示中，毛泽东迅速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以“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在新旧两个革命阶段交替的时刻，宋庆龄协助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促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制定，为革命向新阶段过渡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时，毛泽东作为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正在积极地倡导国共两党的合作。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为促成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勉力进行。

　　大革命的浪涛汹涌，孙中山却过早地逝世。宋庆龄作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与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继续紧密合作，同不断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将北伐战争推向高潮。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前夕，宋庆龄、毛泽东等立场一致，步调协调，为挽救国民革命作了最大的努力。当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时候，宋庆龄公开宣布与革命的叛徒决裂。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宋庆龄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第一次汇合，并肩战斗，从此成为忠贞不渝的战友和同志。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纠正右倾和“左”倾错误，政治上日臻成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毛泽东选集》第4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这样一个反映时代特点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集中党和人民的智慧，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把这套理论总结为一个公式：“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同上，第610页）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与发展，为中国革命找到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国民革命腰斩，孙中山的事业再次被他的“信徒”、“学生”所出卖。宋庆龄愤怒、痛楚，但没有丝毫气馁。她忠实于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原则，继续求索救国之路。她曾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但国民党左派的涣散使她很快失望，终于不得不宣布“国民党已不是一个政治力量”。从此，她把目光集注于工农大众，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在宋庆龄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时候，毛泽东成为她一生中第二位、也是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导师。与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相比较，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情了解最真切，对土地与农民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最深刻。他在日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和领袖，担负起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责任。而宋庆龄却必须对先前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扬弃，学习新的理论，进行新的实践。这种新的理论和实践，只能以新民主主义为其内涵。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尤其是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逆流中，宋庆龄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这使她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特别是对土地与农民问题的分析，深化了她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因此，当毛泽东主张将革命的中心从城市转入农村，实行土地革命的时候，她立即公开作出响亮的回答：“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5页）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及土地革命的理论给她以启迪，使她重新审视了过去指导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在把握住孙中山新民主主义的核心——解决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同时，她又对其进行了深化与发展，即把土地问题的解决与推翻整个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这表明宋庆龄已开始理解中国民主革命问题的真谛。

　　为了探究中国革命的出路，宋庆龄在大革命失败后曾旅居欧洲四年，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她于1931年返国时，中国社会的所有矛盾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又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危机。她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要真正挽救和发展中国，必须走新的道路。于是，她合乎逻辑地、坚定地接受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宋庆龄以她特有的方式和语言，表达对毛泽东学说的认同和衷心拥护：“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同上，第134页）她特别强调这场深刻的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她已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进行，而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并指出：“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同上，第85、135页）。

　　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这在宋庆龄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证明。在30年代初期，她实现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变：从旧民主主义跨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引导她实现这一转变的，无疑是毛泽东及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作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她的奋进成为联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的纽带。她所带来的前一革命阶段的斗争传统以及经验、教训，成为新的革命阶段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她把前阶段的革命队伍聚集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进行整顿和改造，并率领他们投入新的革命斗争。她以巨大的影响和感召力，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广泛的认同。

　　应当指出，宋庆龄是在革命的低潮中走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队伍的。在中国共产党因“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而濒临失败的严重形势下，她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这是她赤诚的爱国主义和高度的民族责任感的表现，又是她革命民主主义精神高扬的必然趋向。她从未背离过自己的正确选择。此后，她根据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革命时期和不同的阶段以及不同的策略方针，调整自己的步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