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同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中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和人文历来交流密切。然而近年来，两国关系健康发展遭遇挑战。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发展？两国如何通过人文交流，实现合作升级、民心相通？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上海交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彭青龙教授和澳大利亚威尔顿国际集团副总裁、汉学家魏华德（Harold Weldon），深入探讨中澳关系。

　　彭青龙指出，中澳经济结构互补性强，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双方发展关系，符合自身和世界的利益。越是在经济不稳、矛盾冲突不断的情况下，越是要加强对话交流，才能走出困境。

　　魏华德则表示，在澳中两国交往过程中，应少掺杂地缘政治因素，多从人文交流角度出发，让澳民众更多地了解真实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澳大利亚应发挥作为“中等强国”的作用，“将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加强对华经贸往来。

　　中新社记者：澳大利亚曾经历过优先发展亚洲语言教育的时期，当前中文在该国地位如何？近年来中澳关系变化，是否对澳大利亚的中文教育有影响？

　　彭青龙：澳大利亚确实经历过优先发展亚洲语言教育的时期。那时中文教育占据了重要地位，第二代、第三代澳籍华人的孩子都在学中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

　　近年来中澳关系面临困境后，严重影响了澳大利亚中文教育的生态环境。但好消息是，随着中澳关系回暖，大学之间的交流也在增加，希望澳大利亚的中文教育也能回到正轨。

　　魏华德：在我的商界伙伴中，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基层员工，都对学中文十分感兴趣。所以我认为，尽管存在地缘政治波动，但从统计数据来看，澳大利亚人对学中文、融入华人社会的兴趣仍在增长。

　　魏华德：这两种观点明显自相矛盾。作为一名图书出版商，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论调时，我就认为它们是为给报纸冲销量而设计的。毫无疑问，围绕“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背后有一整条图书产业链，充斥着商业因素。我从事对华工作近40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着眼于未来，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和谐、平衡的中间地带。

　　彭青龙：“中国威胁论”或者“中国崩溃论”，都是妖魔化中国的具体表现。“中国威胁论”的基本逻辑是“国强必霸”，这种逻辑是西方的话语模式，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没有“国强必霸”的基因。“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依然有很大影响。

　　“中国崩溃论”是按照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作出的判断，不能完全解释一个大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事实上，中国人民是有智慧的、勤劳的，能够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曾谈及一个观点，即文化本没有优劣之分，也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文化。在现实中，应如何摆脱某种文化的优越感或者话语霸权？

　　彭青龙：我们在看待文化多样性、平等性、区域性和民族性时，既要尊重文化多样性、包容性、差异性，又要反对“文化优越论”和“种族优越论”等霸权主义的行径。

　　西方文化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文化霸权，具体体现在“欧洲中心论”“欧美中心论”“美国中心论”的话语叙事中。摆脱文化霸权的途径是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民族文化，提升自身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力。对于中国而言，目前要构建的是中华文化知识体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世界，中华文化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地缘政治等原因，西方社会对中国还有很多误解，对中华文化的精髓很不了解。因此，我们在构建知识体系的同时要传播中华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魏华德：我们需要接受大家各不相同的现实。我认为这根植于教育体系当中。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相对其他文化而言，几乎是里程碑式的，在五千多年间保持着统一性。

　　（就两国交流而言），我希望少掺杂地缘政治因素，更多地从人文交流的角度出发。对我来说，这需要从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开始改变，澳民众需要多了解真实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仅限于媒体报道框定的狭窄视野。

　　彭青龙：近年来中澳之间的问题，不是文明冲突，而是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发展演变而来的结果。两国建交之后，经贸交往总体形势平稳，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中国的快速发展，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澳大利亚带来了很多红利。

　　越是在经济不稳、矛盾冲突不断的情况下，越是要加强对话交流加强合作，才能走出困境。此前澳大利亚部长访华，是对话交流的重要一环。中澳国情、文化、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两国交流合作的障碍。

　　魏华德：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在很多层面上都紧密相连。我们需要从共享的角度、基于此前的贸易往来，来思考如何与中国合作共赢。我认为这需要长期持续的对话，对澳大利亚来说，这种交流不能仅限于采矿业和牛肉贸易，还有太多可以探讨和重启沟通的领域。

　　彭青龙：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最大的挑战，是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信任赤字”和“理解赤字”的增加。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使得西方主要国家总是对中国充满偏见和怀疑，中国的崛起又被渲染成一种威胁，这本质上是担心霸权旁落。当然，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国强必霸”。

　　但是，西方国家也只是国际社会一部分，大多数国家是理解和信任中国的。我们对促进中澳文化交流持积极态度，除政府、企业间交流合作外，人文学者和民间机构也应加强交流。

　　魏华德：我大半辈子都在致力于帮助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市场，帮助澳大利亚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我观察到一件事，那就是在中国，上至国家层面，下至地方部门或企业，都有一种迅速适应历史环境和条件的能力。我认为，这种适应能力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每天都在学习中国人做生意的技巧，我想，中国人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可能部分来自儒家“天下大同”的思想。我在与中国同事或朋友们接触时感觉到，人们总会从集体或整体的需求去考虑。

　　彭青龙：中澳两国迎来了重回正常化的机遇和前景。一方面，中澳经济结构互补性强，双方都有需要。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上台后，认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寻求与中国和解。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促使双方交流对话，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这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

　　魏华德：我对澳中关系发展持积极看法，因为它必须向前发展，我们也必须确保这一点。的确，在此过程中需要平衡各种因素。地理上看，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经济依赖于出口。我想，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肩负着责任。我从事的是文化外交，我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去促进澳中两国经贸交流。

　　我只能说，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我们和美国有战略关系，和中国则有着极好的贸易关系。我们应该将“方向盘”握在自己手中，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符合各方利益。作为澳大利亚人，我们必须发挥作用。促成贸易交往，总比没有贸易、只有冲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