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率下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作风建设方面，领导干部带好头是无声的示范。”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风向标作用。因此，我们党始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带头转变和改进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以上率下，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思想，又弘扬了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的优良传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从政治伦理到制度规范，从文化传承到现代实践，这一理念所承载的是一种由德及政、由上而下的示范逻辑，也是一种由个体引领集体、由纪律推动风气的组织张力，是新时代作风建设的有效路径与制度保障。

　　“以上率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为政以德的精神源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以德为先，强调为政之本在于“身教重于言教”。“以上率下”不仅是一种行为要求，更是一种道德逻辑与治理理念的历史延续。领导者的“德”与“行”构成了政治伦理的起点，其为政所行、所止，将直接引领社风、涵育民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政之本在德，主张以德化民、以身作则。《论语子路》讲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的德行操守与实际行为，决定政风趋向与民风演化。《论语颜渊》讲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里借风动草伏之象喻，揭示为政者的行为对百姓具有引导作用。《群书治要傅子》也强调：“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以上率下”的文化起点，指出为政者的言行举止对社会风尚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中华治道秩序的基本逻辑是修德为本。孔子曾回答季康子如何处理政务：“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领导者率先端正自己，那么身边的人也不敢随意做不正当的事情。《论语子路》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领导者如果能端正自身，自然会感召志同道合之士与之同行，处理政务也不会太难。反之，领导者不能端正自己的言行，又怎能纠正其他人的过失呢？所以应当明白“修身则道立”的道理，通过坚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修身，从而“明明德”，彰显大道。

　　《群书治要政要论》中强调：“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为政者力行正己态度，其下之吏就不敢不正，那么民众也会端正自身，国家自上而下都端正自身，自然会风清气正。所以，道德修为不仅是个人境界的体现，更是政治秩序构建的源点。上行则下效，上正则下安，领导示范之力大于言说千语。由此可见，风成于上、俗化于下，这是“以上率下”在社会结构中的动态逻辑。

　　领导率先，才能风行天下；以上垂范，方能政通人和。“以上率下”是对“公私分明”“以身许国”“克己奉公”等中国传统官德的继承，是“敬德、畏法、尚廉”官箴文化的当代表达，在新时代被赋予制度化意蕴，体现了政治伦理与制度规范的双重维度。领导干部以德为引、以行作范，是将文化底蕴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支点，不仅能正本清源，更可移风易俗，凝聚起深厚的文化认同。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干部是否率先垂范，关系到政治路线能否得到贯彻落实。正是在这种干部带头、以上率下的氛围中，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革命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中，干部在前面一冲，不用讲话，不用动员，战士们会自动地跟上来。抗战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开荒种地、背篓拾粪、捻棉纺纱，带动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开展。延安整风时期，党中央提出，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陈云在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期间指出：“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要是自己开了口子，那下面就乱套了。”朴实的话语深刻说明：在作风建设问题上，领导干部虽然是“少数”，但作用很“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中央怎么做，上层怎么做，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的清醒和自觉，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中央政治局抓起，引领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呈现新气象。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推动中央八项规定落实，给全党树立了标杆典范，向全党发出了动员令。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精简文件、压缩会议、轻车简从、勤俭节约。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到整治“会所中的歪风”，再到刹住“车轮上的铺张”，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关键就在于发挥“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

　　总之，“以上率下”就是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通过领导干部的模范力量，推动制度内化为习惯、纪律升华为信仰、责任转化为行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忠诚、对使命的敬畏和对信仰的坚守，是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

　　当前，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形势越严峻，任务越繁重，越需要锤炼过硬作风。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波澜壮阔实践中，“以上率下”这一把贯穿历史和现实的“钥匙”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中攻坚克难的“法宝利器”。

　　通过“以上率下”提升执行效能“力度”。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领导干部带头调研、带头挂帅、带头问责，能够推动政策有效落地。比如，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一些地方建立“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体系，形成完整的责任传导闭环。这种“以上率下”的制度实践既压实了责任链条，又激发了基层动力，确保乡村全面振兴各项任务落实落细。

　　通过“以上率下”凝聚价值共识“温度”。在社会治理中，干部以身作则、公道正派，群众从“制度遵守”走向“道德认同”。这是从“他律”走向“自律”的文化跃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重要路径。

　　通过“以上率下”校准风清气正“尺度”。干部作风是人民群众观察评价党风的晴雨表，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从己做起，是无言的要求、无声的号召，将制度的刚性约束与道德的柔性规范结合起来，激发全社会共同呵护风清气正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以上率下”作为连接制度与文化的桥梁，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它有效提升了制度信用与政治信任，增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底气，成为提升治理能力、稳定社会秩序、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抓手。

　　如今，坚持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已经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写入党章党纪。《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带头守纪”方面设定了更高标准。新征程上，作为党员干部中的“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对作风建设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带头转变和改进作风，勇于自我革命，积极担当作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冲在前、干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