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实行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

　　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这是立足国民经济发展大局、着眼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探索。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启动实施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的实质是确保主产区在粮食生产中的贡献得到合理回报，强化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保障粮食安全的共同责任。

　　2003年，财政部印发《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划定13个省（自治区）为粮食主产区。2004年，全国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进一步确定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的区域划分。自此，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的区域版图正式确立。2004年至2023年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72.67%提高到77.90%，这期间粮食产量增量的88.77%由主产区生产；主销区粮食播种面积减少2693万亩，粮食产量比重由7.35%下降至4.30%，2023年常住人口粮食人均产量比全国低396公斤。由于种粮比较收益低、粮食对财政贡献小，主产区往往面临粮食生产越多、经济发展越滞后的困境，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也导致主产区民生事业欠账较多、跟不上。国家为扶持粮食主产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但仅靠国家纵向利益补偿是不够的，有必要在不断完善纵向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进一步加大补偿力度，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实行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有利于双向互动共同保障粮食安全。省际横向利益补偿进一步压实了主销区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让保障粮食安全逐步转变成地方自觉行为。一方面，促使主销区抓好本区域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努力提高自给水平和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对主产区进行必要的利益补偿，支持主产区多种粮、多打粮。

　　人们可能会想，从市场上购粮已付费，为何还要对主产区进行补偿？粮食是商品，如果粮价能完全反映其真实价值是不需额外补偿的，但由于粮食具有基础性和外部性特征，应用范围广、影响程度大，加之全社会对粮食价格比较敏感，国家不断调控粮食市场，保持粮价稳定，导致粮食价格与价值会有偏离。同时，对主产区的补偿更是对种粮机会成本的补偿。主销区从主产区调粮食，一定意义上相当于调耕地、调水资源，也相当于调走了其他高效产业的发展机会，所以需要对主产区进行相应补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沿海主销区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崛起，经过多年发展，长三角、珠三角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拥有资本、技术、装备优势，具备和主产区开展多方位合作的条件。目前，粮食产销区省际合作大多采用订单农业、异地存储等形式，深层次合作不多。而江苏省内的粮食主要消费区域苏南和省内粮食主要产地苏北开展的南北结对帮扶合作具有典型意义，其区域间粮食产销合作探索，可为省际间产销区合作提供借鉴。苏南苏北利用相关帮扶合作平台，建立粮食产销对接机制，苏南在苏北建立优质稻谷小麦保供基地，保障了苏南粮食供应，提升了全省粮食安全水平。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是要素的对接，更推动了产业的重构。苏州和宿迁合作建设苏州宿迁工业园，园区围绕电子信息、精密机械、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形成产业集群，以占宿迁0.16%的土地，完成全市6.7%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37.5%的高技术产业产值，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率、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指标居全市首位。苏州宿迁工业园有力促进了区域共同发展，加快了苏北工业化进程。

　　我国在流域生态保护上采用省际横向补偿的方式，但粮食流向是发散的。实行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涉及产销区利益重大调整，离不开中央的统筹部署，并推动产销区之间的积极互动合作。要在中央统筹安排下，引导主销区主动参与主产区粮食生产基地、仓储设施、加工园区、网络营销、物流运输的建设，变“供需合作”为“供应链合作”。同时，拓宽产销区之间的利益补偿形式。利益补偿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资金补贴，也包含了产销区间科技、人才、医疗、教育等多方面的合作补偿，要通过帮助主产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其经济社会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面对创新涌现、迭代迅速的发展态势，我国积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审时度势调整发展政策。

　　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关键在于推进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其中，改革的核心在于粮食政策创设与制度创新，调动和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让农民种粮有奔头，让政府抓粮有动力。

　　在当前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两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向。这两大战略的实施，不仅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步骤。

　　城市是科研机构、人才、设施等创新要素最为集中的地方；城市自身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城市的创新及发展，既需要制定明确的目标，还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原则。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聚焦民生的方式促进机会公平、打破利益藩篱，让维护社会正义的机制更加完善，持续性地疏浚社会成员上升发展流动渠道，确保每个个体都拥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线

　　契合数字化、智能化的传播格局，适应Z世代拥抱变革、表达活跃、实践奋进的代际特征，以更鲜活的话语、多元的样态实现有效触达，彰显理论的生命力与引领力，是做好新时代理论传播的应有之义。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共同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如何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着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培养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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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