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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96高分应该纳入国民教育的影视。

2025-05-17编辑:admin(来源:原创/投稿/转载)


  今天我们来聊一部直击社会痛点的舞台纪录电影,这部影片的观感并不轻松,观影过后那股震撼却会久久萦绕心头,让人无法平静。

  更关键的是,这部片还很难评,它没有常规的故事、摄影、表演。却依然可以将你硬控在电影院座椅上。

  这部《初步举证》,让她直接斩获了全球影响力最强的两大戏剧奖项:英国奥利弗与美国百老汇托尼双料奖。

  “我认为需要有人揭露司法系统。所以我找到这个角色,我展示了她对法律和司法系统的热爱。然后展示了当她从另一个角度测试它时它是如何让她失望的。”

  影片的主角是女律师泰莎,她出身平凡,却依靠自身出众的能力,在男性一统天下的法律界拼搏出一片天地,成为顶尖的刑辩律师。

  泰莎身为律师,比任何人都清楚性侵案件中受害者举证是多么艰难的事情,而且社会舆论还会拿着“完美受害者”的标准来衡量她。

  在法庭辩论的环节,围绕着泰莎当时是否明确表达了不同意、她的行为表现能否被解读为拒绝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这不仅向观众揭示了在法律层面上认定性同意的复杂性,而且也在不断地强调“No is No”这个理念。

  即使泰莎之前和这位男同事有过双方自愿的性关系,但这一次,当她明确表示拒绝“No is No”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应当违背她当下的意愿与其发生性行为,否则这就构成性侵。

  身体上的伤口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愈合,可是心理上的创伤却如鬼魅一般如影随形,成为受害者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从社会层面的角度去看,《初步举证》中所提及的性侵事件,并非仅仅是一个女人的悲哀与不公,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实则是性别权力的不平等以及法律体系的结构性问题。

  就如这部戏剧的编剧苏茜·米勒(Suzie Miller)所说的:“在这样的系统里,想要起诉并打赢这样的案子,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男性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司法体系之下,性侵案件中的女性受害者往往被要求提供近乎完美的证据,否则就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

  那些关于她当晚穿着、饮酒量、与侵犯者互动等细节被盘问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探寻案件的真相,实际上却是对受害者的一种二次伤害。

  这部外在的光环已经不需要多说了,拿了奥利弗与托尼双料奖,国内口碑也一直很好,豆瓣9.6分居高不下。

  特殊是在于,它严格来说不是电影,而是一部大银幕上映的舞台作品,也就是NTLive影片,跟电影不能算是同一个评价体系,但对于如此高质且应时应景的作品,无论如何,给出更多的关注和赞誉都是理所应当。

  初看的时候感到的更多是愤怒和难受,但这次重看后,另一些不同的感受出现了:它独角戏的形式选择,一人分饰多角的表演,密集而层次丰富的台词,舞美设计,一切都服务于同一件事,就是在清楚地知晓现实失落的同时,以自我觉察和反抗,试图唤起更多的女性声音,去唤起改变的发生。这是它的能量所在,也是它的难得所在。

  也因此,我们这篇不打算仅仅止步于点评它的好,而想聊聊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当然对这部来说这很可能其实就是一回事。

  泰莎的故事里,她是一名辩护律师,曾站在法律制度角度处理性侵案,在遭遇性侵后,她成为了受害者,直面司法体系中的性别偏见和制度缺陷。

  这种身份撕裂和转变是很大的看点,却并非它的着力点,最显然的证明,就是它从头到尾都是不断转变身份演绎的独角戏,是一位女性理性与感性交织的诉说,重点在于揭示女性的幽微,揭示她作为独立个体,挑战大众想象的部分。

  这也是为何作品没有给这个故事赋予任何外部看待视角,而让每一句台词、每一段表演都出于女性内心的流变,从形式上就将讲述权和定义权从既定成规中剥离出来,还给女性。

  在她的叙述里,她的个性特质是不断迭加层次的,起初有着被制度所培养和驯化而出的冷硬,认为“一个好律师只会把客户的故事用最好的方式讲出来,仅此而已,仅是讲故事,替客户发言”。

  对人事物的判断和形容显得强势,认为公司请来的律师“无聊”。在她遭遇性侵后,她颤抖且无助,还有着对自身乃至所有女性处境的反思。

  这种设计强调的是人对于身份的包含关系:我们看到的不是拥有了什么身份的女性,而是一个经历过身份转变、有其个性和自我,无法被轻易定义的女性。而这也是现实中我们对女性应该做到的一种看待方式。

  顶级法学院的教导是让学生分离情感和职责,“你们不是朋友,你们是竞争关系,比赛开始”,泰莎从业的事务所也是这种规训下的产品,同事亚当跟她说“要置身事外,不要选边站”,所谓理性正是把人局限于身份之中,剥夺人的直觉和感性,达到一种看似合理实则不公的高效。

  舞美的设计也在强化这一点,从出场就是冷色调打光,外化泰莎在法制系统内的氛围;庞大而方正的档案柜、纯黑座椅、硬线条长桌的布景,也是利用工业审美来外示系统对于渺小个体的覆盖和吞噬。

  而泰莎的自述、情绪表达,则都是在还原人的复杂性和情境下的机动性,作为对司法体系隐秘而坚定的抵抗。

  剧本上用了前后多种具体对比来完成,前后两桩性侵案的不同感受、两次对司机及律师职责的重新理解,就是泰莎从简化的身份面对身份,到人面对人的认知转变。

  当她被性侵后,她第一反应是想到了自己会遭遇怎样的质问,在法庭上会落于怎样的弱势地位,开始意识到自己之前追随的“法律真相”的不可信。

  现实也在同步拆解这种理性为她建构的壁垒,泰莎坐上出租车,准备去妈妈家,司机并不如她所以为的那么僵化,先是拒载,说他今早只拉去机场的活,就算她威胁要投诉也坚持说“这是我的车”,然后在目睹了她的狼狈后,决定为她打破自己定下的规矩,送她去想去的地方。

  但整场戏演下来,除了抱怨,泰莎从未显露一丝世俗对女性偏见的软弱,以及“要不要就这样算了”的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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