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同名称的“红四军”发展成“三大方面军”

　　毛泽东、朱德于1928年4月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25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这是第一支打出“红军”旗帜的部队。

　　1927年11月13日，湖北“黄麻起义”部队，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政府大门两旁有一副对联：

　　1931年12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将黄安县改名红安县。1932年10月，国民政府则恢复黄安县。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9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再次改称红安县。

　　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称“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这是英明之举。既有利借助苏联革命成功“红军”的影响力，又能与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简称“国民军”，明确区分而不易混淆，更符合工农大众的心声。可谓一举三得。

　　红军时期，无论规模大小新起义的部队，几乎都会举起“军”一级的旗帜。此前已有“国民革命军”，起义部队自然与之抗衡，不可能以比“军”小一级的“师”为称号。这就像国民党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之“军”，对抗清朝、北洋政府军队的“镇”与“师”。红军部队自当不能低于“国民革命军”。同时，“军”作为统称，上口成俗，更易接受。作为具体级别，“军”的框架大，部队发展留有空间就大，并且一开始更有利于壮大声威，展示前进的力量趋势。

　　当时“红四军”的成立，与先后循序番号无关。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曾问过红四军番号的问题，当时接受采访的朱德总司令是这样回答的：所以用这名字，为要保持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们革命的堡垒。我们要发扬第四军英勇作战的优良传统。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叶挺率领的独立团作为先锋向湖南挺进，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第四军是当时共产党影响力最大的部队，各级干部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在以叶挺为首的众多共产党员领导下，第四军在北伐中建立了赫赫功绩，被誉为“铁军”。

　　1927年南昌起义后，全国开始多次起义，成立了众多红军队伍。各支起义部队一切立足胜利，充分利用外在条件。享誉全国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自然成为优选。

　　但因特殊的战争恶劣环境，时间紧迫，受联系条件等限制，红军部队的诞生、整合或撤销频繁，无法统筹安排，部队番号缺乏统一规定，难免出现重复。1930年5月，中央军委开始规定主要根据地红军序列与番号，部队番号日渐规范。

　　除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四军”，另二支是：湘鄂西“红四军”，1928年6月，贺龙等人在湘鄂西成立。鄂豫皖“红四军”，1931年1月，由许继慎任军长的红一军与蔡申熙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改称“红四军”。

　　井冈山红四军，发展成红一方面军；湘鄂西红四军，发展成红二方面军；鄂豫皖红四军，发展成红四方面军。

　　第三任王良：在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红10师师长率部担任主攻，活捉了敌军将领张辉瓒。朱德和毛主席决定以张辉瓒的钢笔和怀表来奖励王良。三个月后，王良在执行任务途中遭敌匪袭击，不幸牺牲。

　　第四任周昆：长征前任红八军团军团长，长征途中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抗战后任115师参谋长。1938年3月在山西携款失踪。

　　第一任旷继勋：1931年5月，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在肃反中被杀，时年38岁。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第二任徐向前：红四军成立时任副军长兼参谋长。1931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

　　第三任王宏坤：1935年7月，升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1936年再次任红四军军长。抗战爆发后任129师385旅旅长。

　　第四任许世友：传奇战将，7次参加敢死队，两次任敢死队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129师386旅副旅长。

　　第五任陈再道：此前任红4军副军长。长征到陕北后，接任红四军军长。抗战爆发后，任129师386旅副旅长。

　　红四军10任军长中，后来朱德、林彪、贺龙、徐向前4人被授予元帅，王宏坤、许世友、陈再道3人被授予上将。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军时期，人民军队在最残酷恶劣的环境，以大无畏的精神，为创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祖国人民永远赞颂与发扬伟大的红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