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fā)愤(fèn)图(tú)强(qiáng)又是个什么梗?

　　从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到国内首座海底隧道，再到港珠澳大桥，一项项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都有他付出的智慧和汗水；

　　他心系人才培养，倾力提携后学，为国家岩土力学与工程、隧道与地下工程建设事业输送了一大批中坚力量；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着名岩土及地下工程专家、地下结构工程力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荣誉教授孙钧。3月1日晚，98岁的孙钧院士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

　　“教诲永记，风范永存！”“名副其实的大先生！”……消息传来，同济大学师生纷纷表达深切缅怀。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说，孙钧先生不仅孜孜不倦地探求科学真理，还坚持躬耕实践，推动理论与实践紧密融合，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们要学习传承孙钧先生身上鲜明的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同济人的更大贡献。

　　孙钧大学读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因为俄语基础好，身为讲师的他受学校委派，担任在同济工作的前苏联桥梁专家的专业技术口译。这使得他科研起步时主攻的是钢桥结构。他笑称，“桥梁是我的‘初恋’。”

　　1960年，为了满足国家对地下工程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同济大学安排孙钧负责开办国内首个“隧道与地下建筑工程”专业，并担任专业教研室主任。自此，他一直潜心于地下结构领域，埋首耕耘逾一个甲子。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努力的方向。”孙钧瞄准新的专业领域，勤奋求索，不懈努力，一步步成长为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副主席暨中国国家小组主席、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

　　“勤奋”和“惜时如命”，是孙钧坚持终生的习惯。他一生感念年轻时曾在桥梁大师、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身边工作学习，听到了李校长对青年教师的教诲：“一个大学毕业生五年内如果没有养成勤奋、惜时的好习惯，从开始时的手懒（不写论文了）到后来发展到脑子懒，我看他以后也就难了。”孙钧曾提到，那几年是他学业和科研上进步最快的年头。他也从此暗下决心，并真正做到了数十年来“未敢有一日懈怠”，愈钻研愈有兴趣，愈有兴趣就更钻研，不断攀登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

　　上世纪60年代，孙钧主持了我国首座特大型地下飞机洞库和所配套的地下储油洞库工程的建设；他作为总体设计负责人，承担了上海市扩大试点地铁车站工程的勘测、设计和施工任务，担任上海第一条穿越黄浦江的打浦路隧道和延安东路隧道，以及上海、南京、广州、宁波等城市轨道地铁建设的技术专家。

　　数十年来，孙钧在工程流变学、地下结构粘弹塑性理论、近海工程抗腐耐久性研究、软岩挤压型大变形机理与工程整治等子学科都有深厚造诣，取得了有国际影响的丰硕成果。早在1997年，他就开始钻研软科学（侧重于人工智能科学）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迄今历时20余年，颇有建树，是国际上该领域的先行者之一。

　　为国家培育栋梁之才，是孙钧最感光荣的使命：“能培养一批人，超过自己，长江后浪推前浪。”从教70多年，他悉心培养指导了80余名博士、近30名博士后研究人员。

　　他的科研工作瞄准国家战略、对接国家需求。“学术研究不是高校书斋殿堂内的摆饰，不能只醉心于理论上的求高求深而不联系工程实际。”孙钧告诉学生，“我们要在引领学术发展方向的同时，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更多承担重要应用基础科研项目，全力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国内第一长铁路隧道，第一长公路隧道、第一座海底和越江隧道，长江江阴大桥、苏通大桥，杭州湾大桥、港珠澳大桥……数十座跨越江海、大山的重大工程背后，都有孙钧的名字。他作为技术专家，主持和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岩土与地下工程、桥梁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研究，为众多重点工程建设保驾护航。

　　“我作为一名看工程病的医生，如果连患了病害的工程现场这个‘病人’都没有见到，怎么能把脉问诊、开药配方呢？”对于老先生来说，上工地是轻松平常的事，到工程实地勘察调研，要远胜于仅停留在各类研讨会议上高谈阔论。“只有亲历现场、眼见为实、验明正身，才能放心制定有效的技术决策。”

　　在他看来，做科研，就是要将工程中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本质和机理上作出科学的回答，而不是就事论事地照搬“规范”将就解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出来后，就要考虑如何将成果应用于工程实践，而这两者中间往往还存在着不短的距离。他说：“我们不能把自己关在学术殿堂里做空头学问，要让理论在生产实践中生根、开花、结果。”

　　即便身在病榻，他也心系国家大事。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刚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孙钧院士强烈要求出院，以便赶赴灾区现场考察，为解决当时堰塞湖问题的整治方案出力。被医生极力劝阻后，躺在病床上的他尽可能搜集相关信息，撰写了两篇研究报告报送中国科学院。

　　“学问是一道隐函数，它存在于工程实践中，要靠基础功力来发掘，求得其优化解。”孙钧一直坚守着这一信念，执着追寻科学线摄氏度的高温长途跋涉，从乌鲁木齐前往吐鲁番盆地开展勘察工作；也曾冒着零下18摄氏度的严寒，在元宵节来到南水北调中线穿越黄河盾构隧洞的北岸深大竖井，手握冰冷的铁扶梯艰难下到50多米深的井底……

　　“学习、做事，永不言老、言晚。”孙钧院士经常以此告诫弟子。当一个学生感慨自己年届半百，他却笑言：“人生四十刚起步，你现在还不到10岁呢。”耄耋之年的他，自觉“正值壮年”，依然兢兢业业，“始终保持年轻人的战斗姿态”。

　　正是得益于长年深厚的学术积淀，在关键科学问题上，孙钧院士总能目光如炬，将一个个棘手的难题精准把脉，求得从本质、机理上的认识，并谋求根本性的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如火如荼，地下铁道、地下车库、地下商城等综合体蓬勃兴起，孙钧常常马不停蹄地在各个工程之间穿梭奔忙：技术论证、课题立项、详细勘察，为工程把脉，解决棘手难题。

　　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孙钧带队组成大桥岛隧工程技术咨询团队，频繁往来于上海和珠海之间，奔走于工地和会议室，前前后后参加各类技术风险评估会、技术咨询和方案论证会等四十多次。他一开始就认为选用海底沉管隧道是最优方案，终获各方赞同；针对岛隧过渡段海域的深厚软基区段，他极力推荐与当前采用管段柔性接头相适应的“挤密砂桩”复合地基工法，而摒弃不用刚性长桩，其科学有效性都被后来的工程实践所证明。

　　在同行眼里，孙钧院士始终保持着一位科学大师对工程问题的远见和敏锐。近年来，他密切关注隧道与地下工程中的节能环保新技术，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在学术研讨会上，他向青年弟子介绍未来工程领域发展的新态势新机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发现工程设计施工中的关键性标靶，设计优化新型创意性更好的土建结构，预控不测的投资和施工风险，有效弥补当前在传统技术研发中存在的投资大、效率低、周期长以及成果转化慢等缺点和问题。”这些论述，令在座后辈们深深折服。

　　“鬓须尽霜耄耋年，老骥方知伏枥难；科海遨欢忘荣辱，苦思求索总无闲。”孙钧院士曾这样表露自己晚年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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